11月24日，甘肃甘肃会宁，家长赵小虎兄弟三人蜗居在县城仅有15平方米的陪读WhatsApp%E3%80%90+86%2015855158769%E3%80%91wooden%20crane出租屋内读书。他们家是推高会宁陪读家庭的一万分之一。陪读的县城爷爷靠摆水果摊挣生活费，奶奶为他们洗衣做饭。甘肃 本报记者 张鹏摄

　　本报记者 张鹏

　　甘肃会宁——这座古老的家长县城是中国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，可它的陪读房价高得令人咋舌，均价2700元的推高房价直逼省会兰州。推高房价的县城重要人群，是甘肃来自四周乡村的农民。尽管平均下来，家长他们每年的陪读纯收入，还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推高房子。

　　但许多农民就算“砸锅卖铁”也要进城，县城这并不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。用当地人的话说，这要归因于“教育产业”的带动。

　　高房价的贡献者一部分来自会宁籍大学生的反哺，一部分来自乡村陪读家庭。事实上，乡村陪读家庭能买房者，凤毛麟角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蜗居在县城窄小的出租屋内，梦想着改变未来。

　　在甘肃会宁这个以教育著名的高考状元县，陪读家长的数量惊人：“上至年逾古稀的爷爷、奶奶，下至而立之年的父亲、母亲，陪读者遍及城乡”。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并没有听过“陪读”这两个字，而是WhatsApp%E3%80%90+86%2015855158769%E3%80%91wooden%20crane代之以“跟着娃娃念书”。

　　据会宁县教育局的统计，“全县有中小学生14.8万多人，其中县城学生4.5万多人，按保守估计，全县由家长陪读的学生有1万多人。”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，陪读家庭除了大量分布在学校集中的县城外，在许多中心乡镇学校周边，陪读同样蔚然成风。

　　“陪读现象在会宁，可以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非常典型，非常普遍。”王富葙说。王是会宁县电视台记者，1年前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题材，将镜头聚焦陪读族，拍摄了一部叫《黄土魂》的纪录片。

　　一个国家级贫困县，何以制造出规模如此庞大的“陪读农民军”？

　　“我们这辈人，全部是奴隶，下苦供着娃娃”

　　“供孙子上大学，将来看我们能不能也享点福”，张桂芳有着农民式的智慧，“儿子这辈家里穷，供不起，到现在还抱怨。”

　　2009年11月24日晚。清冷月亮孤悬夜空，67岁的张桂芳老人佝偻着腰，摸黑走回县城的出租屋，卸去肩上三五斤重的尼龙袋，嘴里直哈白气。堆在墙角的袋子里塞满了捡来的废纸、塑料瓶——这是老人每天徒步环绕县城一圈，翻遍全城垃圾箱的“成果”。情况好的时候，这些捡来的废品，每月可以换回300多元的收入。

　　张桂芳老人“点”(当地方言，意为租——记者注)的房子离会宁二中仅几百米。这片名叫西河滩的偏僻区域，近年租房生意火爆，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，都住满了学生和家长。即使房东们不断修葺新的房屋，依然供不应求。尽管租金低廉，但对于很多陪读家庭来说，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项开支。

　　像张桂芳老人这样，来自乡村的陪读家长，大多聚居在学校周边。不大的会宁县城，业已形成几个规模不小的陪读村。

　　张桂芳需向房东支付每学期320元的租金，这项花销，自从大孙女三年前考入会宁县二中便开始了。这一年，这个农村家庭放弃了乡下18亩的土地，整体搬入县城。

　　农民离开了土地，生活成本立即上升。儿媳说，“跑得慢些，连吃的面都没钱买了。”

　　她的丈夫张玉昌，靠开三轮淘沙谋生，而她自己，每天要奔波于建筑工地和家之间，一边给孩子做饭，一边打小工赚钱。

　　在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张玉昌看来，这很像是一场有风险的赌博。如果输了，3年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。他只能重返土地，领着孩子回老家放羊。

　　幸好，他“赌”赢了。今年高考，他的女儿顺利考入甘肃省中医学院。

　　“我们会宁四五十岁的这辈人，全部是奴隶，下苦(当地方言，意指辛苦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——记者注)供着娃娃呢。”张玉昌自嘲说。这位饱尝没有文化之苦的农民坚信，“只有让娃娃考上大学，才能改变一辈子的命运。”

　　王富葙是土生土长的会宁人。据他观察，会宁的陪读现象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，在2004年前后，渐成气候。

　　“他们生活在底层，却升腾着一种希望。”这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，会宁人渴望教育的心情，就像“渴望老天下雨一样”迫切。

　　32岁的农民张建国，已经等不到孩子升入中学，就迫切地把分别只有4岁和5岁的儿子、女儿，从农村带进了县城的幼儿园。他的老家，在韩集乡袁嘴村西湾社，那里没有县城才有的“漂亮的幼儿园”。张建国已经铁了心：“无论如何要守在县城，供孩子上学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”

　　这分信心来源于堂兄弟们的选择。明年，这个家族将有5个孩子角逐高考。无一例外，这5个高三孩子的家长均已在县城陪读多年。

　　“农村学校吃不饱，县城学校吃不了”

　　从幼儿园开始便到县城陪孩子读书，张建国并非孤例。

　　会宁县幼儿园校长薛玉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她所在的这所幼儿园，是整个会宁县唯一的一所县教育局直属公办幼儿园，学生数量已逼近1000人，而将近1／3的学生来自农村——对很多农村家长来说，能进入这所幼儿园，意味着孩子将来可以“名正言顺”地进入县城任何一所小学，进而升入初中。

　　大量涌进幼儿园的农村孩子，直接催生了大班额的出现。目前，这所幼儿园最大班额的学生人数已经突破50人。

　　这也让薛玉霞忧心不已：班额过大，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。

　　这两年，每到秋季入学，这位年轻的女校长都会陷入“进退两难”的境地：一方面，县教育局对招生数量严格控制；而另一方面，很多农村家长跑到她的办公室，“求情下话”，这让她“心里很过意不去”。

　　县城学校的大班额现象，从幼儿园开始，一路延续到中学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为解决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县城学校班额过大的问题，会宁县曾于2006年建设了会宁县如东友好小学。同时，在这所学校展开小班教学试验——每个班至多不能超过35名学生。如今，这所小学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两年。

　　该校副校长王向红告诉记者，2008年从全县小学分流过来的800多名学生中，80%来自农村。

　　而在会宁县枝阳中学、会师中学两所地处县城的初级中学，特大班额现象均不同程度存在。

　　距离县城仅15公里的柴门乡中学，是离会宁县城最近的一所农村中学。从2006年开始，副校长窦顺宽明显感觉到初中的班额在缩小，学生人数呈递减之势。无疑，流失的学生进了城。

　　这条流失链条遵循着这样的轨迹：“农村的学生往中心乡镇转，乡镇的往县城转。”

　　窦顺宽说，农村学生流失现象在会宁普遍存在，导致“农村学校吃不饱，县城学校吃不了”。

　　生源问题是困扰柴门中学办学的首要难题。在窦顺宽看来，“这既是挑战，又是机遇”——该校将教师培训、教研教改、学校内部管理作为提高教学质量，进而稳定生源的头等大事来抓。

　　在山大沟深、交通异常不便的会宁县，尽管“撤点并校”工作谨慎推进，每个乡镇和行政村都保留了一所中学和小学，但还是加速了一部分学生流向县城的步伐。

　　张建国便是出于这种考虑：家门口的学校撤并后，他的孩子上学，需要翻山越沟，徒步走3公里的山路。

　　“为了抢一个好学生，不择手段”

　　在会宁，能进县一中、县二中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。从初中开始转学，甚至从幼儿园起就陪读，农村家长的直接目标，就是千万百计地挤进这两所中学。

　　而远在乡村的会宁三中，呈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。布局在会宁县北部重镇河畔镇的会宁三中，是整个白银市唯一地处农村的一所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。这所拥有52年校史的乡村中学，昔日声名赫赫，成绩骄人。

　　有人曾总结道：会宁一二三中“三足鼎立”的局势，撑起了会宁教育的一片天。

　　而如今，三足鼎立的局面早已被打破。打破均衡的缺口是生源和师资。

　　原本不愁优秀生源的会宁三中，现在已很难招觅到最优秀的学生，即便它覆盖半径达北部15个乡镇，地理位置优越。

　　成长起来的骨干教师也千方百计地调往县城。私下，老师间调侃：“三中是公校，其它学校是母校。”

　　现在会宁县城的不少名师，都出自会宁三中。比教师流失更为严重的是，每到夏季中考结束，一场没有硝烟的城乡学校生源争夺大战便真实上演，且愈演愈烈。县城一些学校开出免学费、补贴生活费等种种优惠政策，吸引优秀农村生源加盟，甚至做班主任的工作，动员学生进县城。

　　“为了抢一个好学生，可以说是不择手段。”一位县城中学校长坦承。

　　这些优惠条件，会宁三中无法提供。会宁县教育局曾“三令五申”禁止生源大战，将学校招生宣传收归教育局，统一由教育局下乡宣传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源抢夺战的硝烟味，但仍然不能根除。

　　会宁县三中副校长范国儒始终坚信，布局在农村的会宁三中，有特殊的存在价值：到县城读书，势必会增加农民负担。执行农村收费标准的会宁三中，可以解决农村孩子的就近入学问题。

　　会宁三中试图恢复自己的地位。它向银行贷款，就在低矮的旧校舍旁边，修建了新的教学楼和公寓楼。校方的解释是，“如果不走跨越式发展之路，将会被时代所抛弃。”随着新建筑的落成，它从此也不得不负债经营。

　　不填平城乡教育间的鸿沟，陪读大军挡也挡不住

　　作为行政主管部门，会宁县教育局正在努力改变着这些矛盾。

　　记者掌握的一份关于“会宁县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”的文件这样把脉会宁教育的现状：由于城镇化步伐加快，大量进城务工子女在城镇就学，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入学形成了农村包围城镇的局面，在全县小学低年级适龄儿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，出现了城镇小校园、小校舍与大班额的矛盾突出，而村校办学规模逐渐萎缩，上世纪90年代修建校舍大部分闲置的教育失衡现象。

　　会宁五中校长王天杰认为，庞大“陪读农民军”的出现，“深层次的原因是城乡教育不均衡，家长为追求优质教育资源，不惜勒紧裤腰带。”

　　意识到必须“义务教育求均衡”的会宁县教育局，一直试图填平城乡教育不均衡的鸿沟，各种计划和项目一个接一个出台。

　　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代表会宁县教育局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
　　他介绍说，历史上形成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有望得到缓解和改善——近两年，县教育局改变过去“撒胡椒面”的分配模式，将来自国家投资的项目、社会的捐助项目集中下放到农村中心乡镇实施，旨在加强农村中心校的硬件建设。

　　张贵荣说，“在高中阶段，城乡基本上已经没有差距，会宁三中的硬件甚至优于县城新建的四五中。”

　　在软件建设方面，会宁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城乡教研同步活动，抽调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赴江苏交流学习，更新农村教师的教育理念，实现城乡教育理念同步。

　　为遏制农村教师的流失，会宁县还出台硬性规定：如不经学校校长同意，乡村中学老师不得调动。

　　不过，令张贵荣副局长忧心忡忡的是，在会宁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薄弱环节在小学。会宁县计划将薄弱农村小学挂靠到中心小学，从而带动这个薄弱点。

　　这位曾长期在农村中学担任校长的教育官员很清楚：“如果不实现教育均衡发展，(陪读现象)挡也挡不住。”